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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，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，连续攻占奉天、四平等等十八座城市，而国民政府只做了两件事，一是通知东北军不要抵抗，二是请求外国人进行国际干预。

    “东瀛人简直欺人太甚，怎么能肆意侵略别的国家呢？”王程彦愤怒地说，“还找了个什么破借口，说我们炸死他们一个士兵，所以就要对华夏进行军事干预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”

    这个时候的东瀛人的确是很可怕的，至少对比华夏的军队而言，国民政府害怕真的跟他们打起来，于是干脆龟缩到乌龟壳里了，美其名曰‘忍一时之气’。

    这时的领导人还在九一八之后的第三天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，叫，可是内容却有种截然相反的意思，大体是说。

    “我们的国家与人民此时必须上下一致，先用公理来对抗强权，用和平来对抗野蛮，我们必须先忍住痛苦和愤怒，暂时用逆来顺受的态度来等待国际公理的裁决，而此刻的暂时忍耐，绝对不是屈服。等到国际信义和条约一律无效，和平绝望，一直到忍无可忍，而且不能再忍的最后地步，那么中央就有最后的决心和最后的准备了，到那个时候一定会领导全国的人民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用四万万人的力量，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。”

    其中有一句话十分耐人寻味，他说要一直等到忍无可忍，而且不能再忍的最后的地步，那么中央才有最后的决心和最后的准备与之一战，所以在那之前严格禁止全国人民与日军发生冲突。

    雪兰看完这些话后，就觉得很可笑，这个人一定没有读过她的，也许是因为这本书太过草根，所以不少高大上的人都没有读过，如果读过，恐怕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