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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名琛是一个传统的腐败老官僚，昏聩颟颥预而又自以为很聪明，他对外国人的态度是，一律拒绝接见，管你是普通商人或代表国家的使节，用以表示他的尊贵和对皇帝的忠贞。法国驻华公使布尔隆（注意到这一点，那时的外国驻中国使节是住在广州的）自一八五二年来中国，到一八五五年回国，四年之间，屡次要求进见叶名琛，都见不到一面。美国驻华公使史派克自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八年，自一八五○年到一八五二年，两次共六年之人，也无法见到叶名琛。接替他的新任公使马歇尔于一八五二年到职，请叶名琛指定日期呈递国书，直到一八五四年离任，连个回信都没有得到。

    在这种外交形态下，英法修订条约的要求，如果能得到反应，那才是天大的怪事。英法两国公使当然也了如指掌，他们早已洞察到中国官场的伎俩，所以在向叶名琛提出要求，完成这种外交上的例行程序后，就一齐北上，到了天津，向清政府提出，准许两国的使节进驻北京，再准许开放天津跟广州一样成为通商港口。皇帝晏宁看到报告后，气得死去活来，尤其对于外国使节长期驻在北京的一项，认为自从他祖宗创建清王朝以来，还没有听说过比这更荒谬的事。

    英法两国发现，除非使用武力，不能达到目的。

    用武力必须有一个借口，而借口来了。一八五六年，广东省的巡逻艇在珠江口截住一艘实际上是中国人所有，但在香港注册，挂着英国国旗，名叫亚罗号的船只，逮捕了船上十二个中国人，并把英国国旗拔下丢掉。巡逻艇水兵显然不知道国旗的意义，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国